“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国内市场一体化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中国借助自身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从1978年至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355亿元提升至32.1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速近18％。出口额从1978年的占世界出口总额不足1％，上升至2020年的14.7％，已连续多年稳居货物贸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位置，成为当之无愧的 “世界工厂”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贸易大国。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仍然处于中低端位置，外贸“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出。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加剧，支撑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弱化，单纯依赖要素投入扩张出口的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同时，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以及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在低端制造业的竞相崛起，使 “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遭受 “双面夹击”，对外拓展空间难度增加。特别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持续大流行，进一步加大了国际贸易下行压力。在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叠加交织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使中国对外贸易由 “量”的增长向 “质”的发展转变，对中国破除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局面，实现贸易强国目标和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 “双循环”新格局下，进一步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成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战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和客观选择。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化，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已有大幅提升。众多研究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区域发展和提高创新效率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么，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推进是否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和途径又是什么？鲜有文献对此进行系统严谨的论述。基于此，本书试图从中国大国经济的特有优势出发，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与总结的基础上，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更为准确的测算，系统阐释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并构建相应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明确下一阶段改革目标、任务和重点，以期对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释放中国大国优势与潜力，实现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跃升作出一定的边际贡献。

本书按照 “引言—文献综述—现状分析—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总结展望”的研究思路逐层展开论述。引言部分通过对研究背景和意义的阐述明确研究目的与重点，指出研究意义与价值。文献综述部分为全书研究提供经验借鉴，并进一步明确本书研究方向。现状分析部分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更为准确的测算，并对其发展现状及演变趋势进行了具体分析，直观判断二者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为后文分析提供指标、数据支撑和现实基础。理论分析部分基于Melitz(2003)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运用数理模型阐释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并对国内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传导机制、门槛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理论探讨。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书对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体影响，行业、区域及时期异质性，以及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传导机制、门槛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指出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总结全书，得到一些具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的结论。

第一，从现状分析来看，中国各行业及省份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行业层面，多数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处于较高水平，但增长速度有待进一步提升。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速度最快，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且增长缓慢。金融危机后，除专用设备制造业及烟草制品业外，其他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速度均出现下滑，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降幅最大。这说明中国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高技术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成长性较差，更易受到外部需求变化的冲击，劳动密集型行业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削弱，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在省份层面，东部发达省份出口技术复杂度处于较高水平，但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向更高水平迈进难度加大。西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最低，但增长迅速。金融危机后，全部省份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速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等东部省份降幅最大，说明中国东部地区对外依存度过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较差。近年来，发挥 “领头羊”作用的省份有所减少，且仍有少数省份出口技术复杂度集处于低水平；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虽然在个别年份出现较大波动，但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及各省份与全国总体市场一体化水平及变动趋势基本相同。从区域平均值来看，市场一体化水平最高的为中部地区，其次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与现有相关文献结论一致。面板单位根检验显示，国内市场一体化趋势是有规律的收敛过程，关于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日趋提升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变化趋势总体一致，二者之间具有一定内在联系，并表现出正向关联特征。

第二，在理论分析方面，首先，本书基于Melitz(2003)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构建数理模型阐释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模型推导结果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出口深度和广度具有正向影响，并且企业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市场一体化对其出口深度和广度影响越大。因此，国内市场一体化可以促进高出口技术复杂度企业增加出口，从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整体提升。由于中国各行业要素密集度存在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均衡性以及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可能存在行业、区域及时期异质性。其次，本书基于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知识对国内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市场一体化可以通过成本节约效应、需求驱动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制度改进效应等传导机制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再次，本书基于门槛效应的理论分析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的大小受到市场一体化、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技术市场发展等条件的约束，只有当市场一体化、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技术市场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积极效应才能充分释放。最后，本书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空间溢出效应，认为随着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 “扩散效应”和 “极化效应”同时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的正负取决于何种效应居于主导地位。

第三，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显著且稳健地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为突出，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次之，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效应最小。中部及西部地区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东部地区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不显著。金融危机后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显著提高，说明在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和全球经贸风险及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发挥了更为积极重要的作用；市场一体化可以通过成本节约效应、需求驱动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制度改进效应等传导机制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四类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比重依次为6.54％、18.69％、40.19％和 29.90％，表明市场一体化通过推进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机制最为有效，制度改进和需求驱动的中介效应次之，成本节约的中介作用最小；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和非线性特征，市场一体化水平只有跨越一定的门槛才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到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技术市场发展的约束。只有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技术市场发展达到一定门槛值时，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效应才能充分释放，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强；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 “扩散效应”大于其带来的 “极化效应”。市场一体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比重达到72.36％，成为驱动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因素。

与现有相关成果比较，本书的创新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研究视角方面。尽管已有文献从多重视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但多数研究缺乏对中国特有 “内部因素”的深度剖析，尤其是关注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的文献偏少。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和全球经贸风险及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立足中国特有大国经济优势，深入探讨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寻求推进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研究内容方面。现有研究成果对国内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本书初步构建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化了对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内在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丰富和发展了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论研究。同时，本书从整体、行业、区域及时期四个维度实证检验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并对国内市场一体化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空间关联效应进行了实证考察，在研究内容上更加深入和全面。

指标测算方面。本书依据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整理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分类与 ＨＳ四位编码商品的对应关系，将HS四位编码商品出口数据归类汇总到相应制造业行业中，并基于修正的RCA指数法剔除了加工贸易带来的指标测算偏差，更为真实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及省份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同时，在保持数据连贯性及统计口径一致性的前提下，选取12类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市场一体化指标测算，商品种类覆盖面更为广泛，增强了市场一体化指数的代表性。

实证方法方面。本书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替代多数文献使用的交互项方法，对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替代多数文献引入变量平方项或人为划分样本区间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市场一体化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还进一步考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采用多种空间计量分析技术与偏微分效应分解方法验证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实证研究方法上弥补了已有相关研究的缺陷和不足，从而得到更加具体、深刻和可靠的结论。